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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老钟，钟卫国，一个跟我那位素未谋面的老板开了三十年车的老司机。昨天，他刚从老板手里免费过户了这栋价值千万的别墅。今天，我就带队站在这里。

  床板之下，水泥地面上，一滩暗褐色的油渍赫然在目。那油渍的轮廓，是一个蜷缩着的人形，四肢、躯干、头部，清晰可辨。

  身边的年轻警员小王倒吸一口凉气，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，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记录仪。

  我没有理会他，我的目光死死锁在老钟的脸上。没有惊慌，没有错愕，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。

  他的眼神穿过我们，落在空无一物的墙壁上，脸上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平静，平静得……就像三十年前，我父亲被工厂扫地出门时，望着厂门口那块锈迹斑斑的招牌，一样的平静。

  我见过太多自以为是的“神探”，凭着直觉和臆断，冤枉了好人，放跑了真凶。所以，我从不相信故事，只相信法医的报告、技术队的痕迹和审讯室里一字一句敲实的笔录。

  我的搭档，小王，是个刚从警校毕业的愣头青，办案充满激情，总喜欢从“人性”和“动机”入手，构建他所谓的“犯罪心理侧写”。

  我常敲打他：“小王，收起你那套。人性能当呈堂证供吗？动机再合理，没有证据，就是废纸。”

  我父亲是个典型的老派工人，在一家国营机床厂干了一辈子钳工。他对待机器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。

  他总说，做人要讲规矩，干活要守章程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来不得半点虚的。他对厂长，那位一手提拔他的领导，更是忠心耿耿。

  九十年代末，工厂改制，效益滑坡。那位厂长拍着胸脯对我爸说：“老李，你放心，只要厂子还在，就有你一口饭吃！”

  结果，厂子还是倒了。那位厂长，拿着最后一笔资金，转头开了家新公司，风生水起。而我爸和那些老伙计，只拿到了一笔微不足道的遣散费，净利落地“优化”掉了。

  我永远忘不了我爸被清退那天，他没哭没闹，只是一个人坐在马路边上，从天亮坐到天黑。

  从那天起，我就对所有“忠诚与回报”的故事，抱有天然的警惕。我不相信什么情深义重的老板，也不相信什么任劳任怨的伙计。在我看来，那不过是利益关系的一体两面，随时有可能因为天平的倾斜而崩塌。

  这成了我的一个执念，一个埋在我职业生涯深处的引线。它让我对所有看似温情脉脉的关系保持距离，也让我对那些被亏欠、被辜负的“老实人”，怀有一种说不清的、复杂的同情。

  所以，当我在别墅里，看到老钟脸上那种与我父亲如出一辙的平静时，这根引线，“噌”的一下，被点燃了。

  他叫钟卫国，六十二岁。三十年前，从农村来到这个城市，经人介绍，给当时还只是个小包工头的老板王海东开车。这一开，就是三十年。

  “王总他……是个好人。”老钟开口了，声音平缓，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，“我刚来的时候，什么都不懂，是他手把手教我认路，教我怎么跟人打交道。”

  “不只是开车。”老钟摇摇头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，“王总家里的大小事，公司的迎来送往，有时候他跟太太吵了架，也是我陪他在车里坐一宿。”

  “我儿子上大学的钱，是我闺女出嫁的嫁妆，都是王总给的。他说，‘老钟，你跟我，名为上下级，实为一家人’。”

  小王在旁边奋笔疾书，脸上是“果然如此”的表情。他大概已经在脑子里构建出了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：忠心耿耿的老司机，觊觎老板的巨额财富，最终痛下杀手。

  “所以，他出国前，就把这栋别墅过户给了你？免费？”我敲了敲桌子，把话题拉回来。

  “是。”老钟点头，“王总全家移民，走之前，把我叫到书房。他说，‘老钟，我这辈子，最信得过的人就是你。这栋房子，留着也是空着，就给你了。算是我替你交了三十年的社保，给你的一份养老钱。’”

  “你应得的？”我重复了一遍，语气里带着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讥讽，“开车三十年，换一栋千万别墅。钟卫国，你觉得这笔账，算得平吗？”

  老钟愣了一下，似乎没听懂我的问题。他想了想，认真地回答：“王总给的，我就拿着。我没想过平不平。我这条命，都是王总给的。”

  “你这条命都是他给的？”我几乎是吼出来的，“他给了你什么？一份没有五险一金的工作？一点小恩小惠的赏赐？”

  “然后用一栋他不要了的房子，就把你三十年的青春、三十年的卖命一笔勾销了？钟卫国，你清醒一点！”

  我深吸一口气，想到自己越界了。我把对我父亲命运的愤怒，投射到了眼前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人身上。

  我从老钟的故事里，看到了一个与我父亲截然相反的镜象。我父亲的忠诚换来了背叛和抛弃，而老钟的忠诚，似乎得到了童话般的回报。

  另一个声音却在低语：万一……万一他是真的呢？万一这样一个世界上，真的有人能善待一个为他付出一生的人呢？

  技术队的同事正在对那个人形油渍进行采样，空气中弥漫着化学试剂的刺鼻气味。

  “李队，”技术队的负责人老张走过来，摘下口罩，“初步判断，这油渍成分很复杂。有大量的动物脂肪，像是猪油或者牛油，还有一些工业用的润滑油、机油成分。”

  “最关键的是，我们在里面检测到了微量的人体组织残留，主要是脂肪和皮肤碎屑。但量非常非常小，远达不到一具尸体分解后应有的水平。”

  “意思就是，这滩油渍下面，很可能曾经躺过一个人，甚至是一具尸体。但这个人，要么没死，只是躺在这里很久；要么死了，但尸体被移走了，这里只是一个……‘印记’。”

  小王的眼睛亮了：“那就是第二现场！钟卫国杀了人，在这里处理过尸体，然后抛尸了！”

  这是最符合逻辑的推断。动机（千万别墅）、嫌疑人（老钟）、作案现场（油渍），一切都指向了他。

  我的目光扫过整个卧室，扫过这栋别墅的每一个角落。这里的一切，都有一种异样的整洁。

  地板光洁如新，窗户一尘不染，连书架上的书，都按照大小排列得整整齐齐，书脊上连一丝灰尘都没有。客厅的红木茶几，被擦得反光，上面的茶具摆放得一丝不苟。

  我戴上手套，走到车库。那辆属于老板王海东的、已经停驶的旧款奔驰，被车衣罩得严严实实。我掀开车衣，车身锃亮，轮胎上都打了蜡。

  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、属于老钟的秩序感。三十年来，他就是这样照顾这栋房子，这辆车，以及它们的主人。

  一个如此细致入微的人，一个连车轮都要打蜡的人，如果他杀了人，他会用如此拙劣的方式处理现场吗？

  “不。”我摇摇头，蹲下身，仔仔细细地观察着油渍的边缘，“这不仅仅像一个人。这滩油渍的边缘，非常‘规整’，像是被某种模具框定过一样。而且，你看地面，油渍渗透得很深，说明它在这里存在的时间很长，而且可能是……反复形成的。”

  “我的意思是，这可能不是一次性的‘处理’现场，而是一种……长期的‘行为’。”

  小王显然没办法理解我的想法。在他看来，我这是在为嫌疑人开脱。他嘟囔了一句：“管他什么行为，先找到尸体再说。我已经让人去查王海东的社会关系了，看他最近跟谁有过节，或者谁失踪了。”

  而我，因为那个该死的“共情锚点”，已经没办法再用纯粹的常规思路去看待这起案件了。

  方向很明确：第一，围绕老板王海东的社会关系，排查近期失踪人口；第二，深挖老钟的个人背景和财务情况，寻找他“图财害命”的佐证。

  王海东的社会关系网庞大而复杂，商场上的敌人不少，但经过初步排查，并未曾发现任何与他有密切接触的人失踪。

  他移民手续办了一年多，很多业务早已剥离，处于半退休状态，近期更没有与人发生过激烈冲突。

  老钟的银行账户里，除了每月固定的几千块退休金，只有几万块的存款。他没有不良嗜好，不赌博，不炒股，生活节俭得近乎苦行。邻居和亲戚对他的评价，惊人地一致：老实，本分，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。

  “不可能！”小王把调查报告拍在桌上，“一个穷了一辈子的人，突然得到一栋千万别墅，他能没有贪念？这里面肯定有事我们没查到！”

  我看着报告，沉默不语。这份干净得像白纸一样的背景调查，反而加重了我内心的疑虑。

  “我们一直在‘找尸体’，在找一个‘被害人’。但从头到尾，除了那滩成分不明的油渍，我们没任何证据证明这里发生过命案。”

  我拿起那份油渍的成分分析报告，“动物脂肪，工业机油，微量人体组织……这组合太奇怪了。这不像处理尸体，倒像是在……进行某种作业。”

  “我不知道。”我摇摇头，“但我觉得，揭开谜团的关键，不在失踪的‘被害人’，也不在老钟的‘贪念’，而在于这栋别墅本身，在于王海东和老钟这三十年的‘主仆关系’里，到底发生过什么。”

  “李赫！”队长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批评我，“现在是破案，不是写社会观察报告！嫌疑人、作案动机、关键物证都摆在眼前，你不去深挖，去研究什么‘主仆关系’？你该不会是老糊涂了？给我盯紧老钟，撬开他的嘴！”

  我能感觉到，整个支队，只有我一个人，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。他们看到的是一起证据链清晰的谋杀案，而我看到的，却是一个被迷雾包裹的、关于忠诚与人性的谜题。

  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如果顺着他们的思路走下去，老钟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滩说不清的油渍而被定罪。而真相，那个关于我父亲一生困惑的答案，将永远石沉大海。

  市局下发协查通报，重点寻找一名与王海东有过生意纠纷、并且在半年前失踪的外地商人。尽管证据寥寥，但这成了全队唯一的工作重心。

  老钟，则因为“重大作案嫌疑”，被执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监视居住。他被困在了那栋别墅里，像一头被关进华丽笼子的老兽。

  队里所有人都认为，只要找到那名商人的尸体，或者撬开老钟的嘴，案子就结了。

  我被边缘化了。队长不再让我接触核心案情，只让我负责一些外围的文书工作。他大概是觉得我“感情用事”，怕我搅了局。

  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的地方，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。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老钟的卷宗，看着那张背景干净得像白纸一样的履历，看着那栋别墅的照片，看着那滩诡异的人形油渍。

  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，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，此刻诡异地交织在一起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

  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法，去验证我的猜想。即使那意味着违反纪律，意味着挑战我二十年来坚守的“程序正义”。

  午夜，我悄悄离开了办公室。我没有回家，而是驱车，再一次开向了那栋位于郊区的别墅。

  我没有惊动外面负责监视的同事，从别墅后院一处没有监控的矮墙翻了进去。我像个贼一样，用一把从技术队“借”来的，打开了别墅的后门。

  那张大床已经被警方搬走，地上的人形油渍，在手机光下，像一个凝固的黑色噩幕。

  我蹲下身，一遍又一遍地审视着它。我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地面，而是缓缓抬起，扫向床头正对着的那面墙。那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、描绘阿尔卑斯山雪景的油画。

  那是一个仿古画框，雕刻着繁复的欧式花纹。而在其中一朵玫瑰浮雕的花蕊中心，有一个比米粒还小的、不反光的黑色圆点。

  如果不是我用手机光贴得极近，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角度去寻找，根本不可能发现。

  我小心翼翼地取下油画，在画框背面，果然发现了一个被巧妙挖空的凹槽。凹槽里，嵌着一个头，后面连着一根细若发丝的线，通向一块小小的储存卡。